虽然我动得少可是我吃得多啊

谢洛夫最近过得不是很安稳。
过了今年，他就要四十岁了。就在上个月，他升任了州内务部的委员。
调令突然，要说是空降也不为过。但好在老谢洛夫打足了招呼，就是委员会主任对他也客气得紧。
他有了自己的办公室，窗户正对着最繁华的涅瓦大街。每天早晨人还没到办公室，桌上已经摆上了当天的报纸和现磨的咖啡。
谢洛夫常觉得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
明明半年前自己还是研究所里早出晚归，埋头记数据的小研究员。一晃眼，他甚至有了自己的司机。
谢洛夫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上头曾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老谢洛夫在十月革命里站对了边，又会钻营。从记事起，他家在列宁格勒便是排得上号的一家子。
但是谢洛夫并不得父亲的欢心。大概是他的出生害死了自己母亲的缘故，老谢洛夫对这个最小的儿子有些无视——
他的兄长出任检察官的时候，这个几乎隐形人般的弟弟还在所里为了一块研究经费与人争得面红耳赤。
好在年轻的谢洛夫对自己尴尬的境遇并不太在意。他甚至有些享受这种不受束缚的生活，二十岁出头便娶了研究所里的女留学生，生了一个女儿，以为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
谁曾想兄长出车祸死了。
这不仅仅是降临在老谢洛夫头上的晴天霹雳，连整个家族都被蒙上了阴影。仓促中他终于想起了被忽视多年的小儿子，不得不在自己卸任之前，着急忙慌地把他提拔了起来。
谢洛夫在那道门外徘徊了四十年，只一路隐约听见里头人声鼎沸。却想不到这时，大门轰然打开，里头人一把将他拉了进去。
大殿里的情景让人眼花缭乱，把老实的研究员看得目瞪口呆。
但他毕竟是谢洛夫家的儿子。
时间久了，也不是不得意的。
他渐渐习惯出入有人接送，习惯裁缝亲自裁的大衣，习惯每天搁在桌头的报纸。
也习惯了别人低垂着头叫他一声：“谢洛夫同志”。
谁知这得意尚未完全铺满生活每个角落，意外来了。
他唯一的女儿乔安娜，某一天坐着本该载着她父亲的车，去剧院看芭蕾舞剧。下车的时候，女孩提起裙摆，还没来得及从车里完全探出身来，街对面另一辆车横冲直撞地朝着她撞来。
女孩被吓呆了，根本忘记了动弹，眼睁睁地看着那车向自己碾过来。要命的关头，边上突然跑出来一个人，猛地一扑，半拉半撞地把乔安娜带出了绝境。
谢洛夫得到消息的时候吓软了腿，到了医院才得知女儿只不过伤到了肩膀。只是当他想向那个救人的好人好好地表达谢意时，却惊讶地发现——
那竟是一个神志不清的流浪汉。
尚未出冬的列宁格勒，街上仍冻着冰。面前的男人却只穿了一件破旧得看不出颜色的外套。脚上踩着单鞋，裤腿被雪水一路泡着湿到了膝盖。
他甚至没有穿袜子。
是哪怕过去四十年里那个属于中产阶级的谢洛夫，也并不曾近距离接触过的那种流浪汉。
他不讲话，只沉默地坐着。呆呆地瞧着医生端来剪刀与纱布，想要替他包扎血肉模糊的手臂——
他跑去推乔安娜时速度太快，又下意识地垫在女孩身下，半边手臂撞得鲜血淋漓。男人原本一直安静地坐在那里，却在护士靠近时猛地一抬头，目光里的凛冽简直如同医院外头的风，冻得人一个激灵。
与谢洛夫一同赶来的是他的中国太太，她仔细打量那个被脏兮兮的长发埋住半张脸的男人许久，突然讶然地用久违的母语惊呼一声：
“您是中国人？”
男人把脸转过来，眉头轻微地皱了一皱，却依旧没有开口。
谢洛夫太太试探地又问一句：
“你……你叫什么名字？”
这一次他偏一偏头，显然是听懂了。仍旧没有说话，却低下头，视线微不可见地扫过自己的手。
谢洛夫太太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短促地抽了一口气。
男人手臂上的血混着融化的脏雪往下淌，顺着冻住过又被暖气熏化的袖子一路蔓延到他的手掌，在那里聚成一个细小的血水塘。
他的手一动，血水散开，从指缝滴滴拉拉落到了地板上。
露出掌心里好几道狰狞的旧疤。
谢洛夫太太被那仿佛仍在渗血的伤口唬了一跳，紧簇着眉，脑海里念头一闪。一句话想了一半还未出口，就听一个清脆的声音用不甚熟练的中文问：
“你，你是说你叫阿明？”
她一回头，就瞧见不知何时包扎好的女儿也正盯着男人的手心看。她再转过脸，这下终于辨得分明。却忍不住倒抽一口气，捂住了嘴。
男人斑驳的掌心里那一道道曲折重叠的伤疤，最后拼出来的，可不就是个“明”字？